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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粮价比风声先变

    山匪之后,队伍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从前各家流犯虽然走在一起,实际上彼此防备。谁家有几块干粮、谁手里还藏着几文钱,恨不得连同路人都瞒着。可经过那场袭击之后,至少在过山道时,人们会下意识靠得近一些;晚上扎营,也有人主动问一句需不需要搭把手。

    沈昭宁并不觉得所有人从此就会同甘共苦。

    人性不会因为一次危险彻底改变。真正让大家靠近的,只是意识到单独一个人在路上太脆弱。等到了黑水,有了更具体的利益冲突,今日这点信任未必还能剩多少。

    但至少此刻有用。

    赵启也调整了队伍。青壮男人被安排在外侧,老人孩子走中间,粮车前后各多放了两名官差。路过窄道时不再任由队伍拉成长蛇,而是分成几段,避免一旦出事首尾不能照应。

    这其中有一部分,显然借用了沈昭宁那天的做法。

    赵启没有明说,沈昭宁也没觉得值得拿出来邀功。

    三日后,队伍进入青河县。

    县城不大,城门外却挤着许多挑担卖货的人。赵启照例进城补粮,结果不到半个时辰就黑着脸出来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?”身边官差问。

    “米价涨了。”

    “又涨?”

    “上个月一斗陈米五十文,现在七十八。”

    年轻官差倒吸一口凉气:“这才多久?”

    赵启骂了一声:“粟米也涨。粮铺说今年西边减产,商队收粮收得凶。”

    沈昭宁正好从旁经过,把这几句话听得清楚。

    粮价上涨并不意外。

    山河图显示的旱情还在持续,沿路庄稼收成也确实不好。真正让她在意的是“商队收粮收得凶”几个字。

    需求正常增加会涨价,大规模主动收粮却可能意味着另一件事——有人预判价格还会更高,因此提前囤货。

    她下午借着买针线的机会,和青禾一起去了城门附近的集市。

    流犯不能擅自远离队伍,但赵启允许每家派一两个人在官差看守下补充必须物资。沈昭宁没有去粮铺,反而先看了几家小摊。

    一把粗盐比京郊贵近一倍。

    旧布、旧棉衣价格也高。

    卖豆子的农户却不少,价格涨幅反而没主粮大。

    沈昭宁蹲在一处豆摊前问:“今年豆收得如何?”

    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农妇,见她衣着破旧又跟着官差,大约猜到是流犯,倒也没有嫌弃:“不成。雨少,荚都瘪。往年一亩能打一石多,今年有的地连八斗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那怎么还这么多人卖?”

    “谁家不得换盐换布?不卖豆子,拿什么过冬。”

    沈昭宁心里微沉。

    歉收年份,农户反而不得不卖粮换必需品。卖得越早,后面自家缺粮时买回来的价格越高。若再有人趁低价大量收粮,到了真正青黄不接的时候,粮价会被推得更快。

    她又问:“最近收豆收粮的商队多吗?”

    农妇往不远处扬了扬下巴:“那不是。”

    沈昭宁顺着看去。

    三辆大车停在粮铺门口,车侧挂着深青色旗子,上面只绣了一个“河”字。几个伙计正在把粮袋一包包过秤装车。

    “河西商盟?”

    “姑娘还知道这个?”农妇道,“西北谁不知道河家的商号。粮、盐、药、布,他们什么都做。听说凉州一半的大粮仓都跟他们有关系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今年一直在收粮?”

    “入秋后就没停过。”

    青禾站在旁边,担心问多了惹人注意,轻轻扯了扯沈昭宁袖口。

    沈昭宁没有再问。

    她买了两斤黄豆、一小包针,又花三十文买下一张破旧羊皮。

    回去时,周氏看见豆子,脸顿时垮下来:“十三两银子本就不多,你买生豆子做什么?煮一锅还费柴,不如直接买饼。”

    “豆子便宜。”

    “便宜也不能当干粮啃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现在吃。”

    沈昭宁把豆子交给青禾,没有解释太多。

    她买豆子主要有两个目的。

    一是看看西北常见豆种质量,留下些种源;二是想试一件事。

    流放路上不方便做,可到了黑水以后,若当地粮价高、豆价相对低,豆制品会是一门很实际的生意。

    豆腐并不是什么惊天发明,这个时代已经有,只是西北贫困小城未必普及。就算黑水有豆腐铺,也可以再观察豆浆、豆干、豆渣养畜这些环节是否有利润。

    她不打算靠“现代人发明古代没有的东西”一夜暴富。

    真正稳妥的生意往往不是发明,而是把已有的东西做得更便宜、更稳定,或者利用别人不愿利用的边角料。

    傍晚离开青河县时,沈昭宁看见那几辆河西商盟的粮车也出了城。

    方向却不是往灾情更重的西边,而是往东。

    她问赵启:“这些粮车为什么往京城方向走?”

    赵启看了一眼,语气淡淡:“商人逐利。哪里价高往哪里卖。”

    “可西边不是更缺粮?”

    “缺粮的人没钱,京城有钱。”

    一句话简单得残酷。

    沈昭宁沉默。

    现代供应链里同样有这个问题。商品不会天然流向最需要的人,而会流向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地方。若没有行政调度与储备粮制度托底,灾区越穷,越可能买不到粮。

    而大晟显然也有官仓,只是不知道官仓里究竟有多少是真粮。

    她想起父亲的案子,也想起“三年前断粮七日”。

    也许一场军粮案从来不只是某个官员贪了银子。

    它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从田地、粮商、仓库到边军的链条。

    晚上,沈昭宁把今日见闻写在一张从钱有德那里带来的废纸背面。

    粮价上涨。

    豆价相对低。

    河西商盟大量收粮东运。

    西北缺水。

    她没有写任何猜测,只记事实。

    林氏看着女儿记这些,轻声问:“你还是在查?”

    “不是查案。”沈昭宁道,“是在看我们以后怎么活。”

    她指了指买回来的黄豆:“娘,到了黑水以后,若我们暂时种不出粮,也得先有能换钱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你已经想好做什么了?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沈昭宁摇头,“得先看黑水缺什么。”

    林氏苦笑:“我从前只会管内宅,真到了要自己挣钱的时候,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您会算账,会管几十个下人,会安排采买,也会看布料针线。”沈昭宁看着她,“这些都是本事,只是从前我们没把它叫本事。”

    林氏怔住。

    沈昭宁又看向院里忙着编鞋、烧水、照顾孩子的其他女人。

    她甚至让沈明珩用炭笔在一块薄木板上记下这些人名和本事。木板不好保存,到了黑水再誊到纸上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要记得这么细?”少年问。

    “因为以后真要做事时,不能每次临时问谁会什么。”

    沈昭宁想起现代项目里最普通的人力台账。放在过去,那不过是表格;放在现在,却是这个四十七人家族重新组织起来的起点。

    被流放以后,她越来越确定一件事。

    沈家真正剩下的家底,不是那十三两银子。

    是这些人过去学过、做过、却从未认真估价的能力。

    临睡前,沈昭宁又把那块记着“人会什么”的木板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上面名字越来越多,字迹却很乱。她忽然想到,到了黑水以后得找真正的纸和账册,把人、物、钱分开记录。否则随着事情增多,靠脑子记早晚出错。

    一个家要重新站起来,第一本账未必是银钱账。

    也可以是“我们还有什么”的账。

    在什么都失去以后,先知道自己还剩什么,本身就是一种底气。

    沈昭宁把木板收好时,心里其实还多了一层打算。若以后真要开荒或做工坊,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变成工钱和分工的依据。谁出了多少力,谁负责什么,都提前记清。很多合作最后散掉,不是因为一开始没有情分,而是因为账越来越糊涂。她不想让沈家以后再靠一句“都是一家人”把所有问题压住。规矩越早立,真正遇到利益时越不容易伤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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