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章：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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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底，陶爱民开始卖股票。
不是一次性卖。九万股，一口气砸出去，盘子上看得到，价格会被自己压下来。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——是身体里刻着的本能。大单出货要分批，每批不超过两万股，间隔三到五天，让盘子自己消化。
涂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海本地的经纪人，姓吴，四十来岁，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个门面，专门帮人跑交易所。涂老板在电话里说：“老吴从上交所开张那天就干这行，靠得住。手续费千分之五，跑腿费另算。“
陶爱民把第一批两万股的指令传过去：卖。能卖多少卖多少，不限价，但别低于三十。
吴经纪人回话很快：“今天开盘三十一块二，我帮你分三笔出，均价三十块八。“
第一批，两万股，30.8元。到账61.6万。
陶爱民在蓝皮本子上记下日期、股数、价格、金额。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。
第二批在国庆节后。国庆那几天他没闲着，在图书馆翻了三天报纸，把上海各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全看了一遍。股价还在涨。豫园商城突破四十块，延中实业到了三十六。报纸上说“金秋行情“，有人喊“沪指年底见一千八“。
10月8号，他让吴经纪人出第二批。这回卖了一万五千股，均价32.5元。到账48.75万。
10月的校园比夏天更躁。新学期开学了，消息传得更快。经济系有人办了个“股票沙龙“，每周三晚上在阶梯教室碰头，交流行情。赵红军是积极分子，每次都带一份手抄的行情表。他逢人就说：“指数年底到一千八，稳了。“
陶爱民没参加过一次沙龙。他照常上课、去报刊室、回宿舍记账。该卖的时候打电话，不该动的时候不动。
“价格在往上走，“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，“你确定不等一等？再过两周，可能更好。“
“不等了。照计划卖。“
第三批，10月中旬，一万五千股，均价34.2元。
第四批，10月底，两万股，均价35.6元。这一批出的时候，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：“今天盘面很活跃，买单排了好几排。你的两万股分五笔出的，没砸动价格。“
第五批，11月初，一万股，均价37.1元。
每一次卖出，他都在蓝皮本子上记一笔。数字一行一行往下排，像台阶。
每次打电话给吴经纪人，他都去学校传达室。传达室的大爷认识他了，看见他来就指指最里面那台电话：“打长途的，右边那台。“电话费五毛三分钟，超时另算。他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。指令简短，不废话：卖多少股，什么价位以上，什么时候出。吴经纪人问要不要看看盘再定，他说不用。看好就出，不看好就不出。看什么盘。
周文远偶尔会问：“今天又卖了？“
“卖了。“
“多少钱？“
“记着呢。“
他不报具体数字。不是不信任周文远，是习惯。钱的事，越少人知道具体数目越好。那个念头又自己冒上来——他见过太多因为露富而出事的人。九十年代的几百万，跟后来的几千万不是一个概念。那时候消息传得快，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，麻烦就跟着来了。
到11月中旬，手里还剩一万股。
这时候上证指数已经过了1450点。报纸上的声音越来越乐观。有人写文章说“牛市刚到半山腰“，有人预测春节前能到1600。吴经纪人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：“陶先生，最后这一万股，我建议你再拿一拿。现在每天都在涨，一天一个价。“
陶爱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吴叔，我问你一句话。“
“你说。“
“你觉得这个市场，会一直涨上去吗？“
吴经纪人没吭声。
“我是说，永远涨，不停。“
“那……不会。“
“那就行了。“陶爱民说，“最后一万股，这周出掉。“
11月20号，最后一批。一万股，均价36.8元。到账36.8万。
九万股全部清仓完毕。总卖出金额：
61.6万 + 48.75万 + 51.3万 + 71.2万 + 37.1万 + 36.8万 = 306.75万。
均价约34元。
陶爱民把最后一笔数字写进蓝皮本子，放下铅笔，合上本子。封面是深蓝色的布纹，边角已经磨毛了。
他没有卖在最高点。最后一万股出手的时候，股价还在涨。如果再等两周，也许能多卖三四万。也许。也许也会少卖七八万。
周文远那天晚上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等到最高？“
陶爱民坐在床沿上，鞋脱了一半，光脚踩在水泥地上。地面凉，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走。
“最高点是回头看才知道的。“他说，“站在当下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最高。“
“但你不是——“周文远咽了半句回去。他本来想说“你不是算得很准吗“，但想起陶爱民不爱听这种话。
“我不是神仙。“陶爱民把另一只鞋也脱了，“我是人。人就要有人该挣的钱。神仙的钱，我不挣。“
“那你怎么定什么时候卖？“
“靠纪律。“他说，“我给自己定了规矩——12月之前清仓。不管涨到多少，12月之前必须清完。到了日子就走，不留恋。“
“为什么是12月？“
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。他拉过被子，侧过身去。
有些事他没法解释。比如他为什么知道1993年2月之后会暴跌——不是知道，是那个念头自己冒出来的，像梦里看见的东西，醒来只剩一个轮廓。他看见一个数字：1558。然后是下跌。很长很长的下跌，跌到看不见底。
他能做的，就是在下跌之前走干净。不贪最后一分钱。
“睡吧。“他说。
宿舍熄了灯。走廊里有人在外放收音机，播音员在念新闻，模模糊糊的，听不清内容。隔壁宿舍有人在笑，笑得很大声。不知道在笑什么，大概是谁又在股市里赚了钱。所有人在这个时候都是高兴的——年底了，指数还在涨，账户里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大。没有人觉得这会结束。
所有人都很高兴。
他把蓝皮本子压在枕头底下，跟那张泛黄的纸条放在一起。闭上眼之前，他在心里把数字又过了一遍。
卖股票：306.75万
卖中签证：120.8万
未中签认购证：还在手里，1208张
剩下的，还有两件事要做。
一件是把手里的认购证清掉。另一件，他还没想好怎么跟周文远说。
明天再说。先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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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海本地的经纪人，姓吴，四十来岁，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个门面，专门帮人跑交易所。涂老板在电话里说：“老吴从上交所开张那天就干这行，靠得住。手续费千分之五，跑腿费另算。“
陶爱民把第一批两万股的指令传过去：卖。能卖多少卖多少，不限价，但别低于三十。
吴经纪人回话很快：“今天开盘三十一块二，我帮你分三笔出，均价三十块八。“
第一批，两万股，30.8元。到账61.6万。
陶爱民在蓝皮本子上记下日期、股数、价格、金额。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。
第二批在国庆节后。国庆那几天他没闲着，在图书馆翻了三天报纸，把上海各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全看了一遍。股价还在涨。豫园商城突破四十块，延中实业到了三十六。报纸上说“金秋行情“，有人喊“沪指年底见一千八“。
10月8号，他让吴经纪人出第二批。这回卖了一万五千股，均价32.5元。到账48.75万。
10月的校园比夏天更躁。新学期开学了，消息传得更快。经济系有人办了个“股票沙龙“，每周三晚上在阶梯教室碰头，交流行情。赵红军是积极分子，每次都带一份手抄的行情表。他逢人就说：“指数年底到一千八，稳了。“
陶爱民没参加过一次沙龙。他照常上课、去报刊室、回宿舍记账。该卖的时候打电话，不该动的时候不动。
“价格在往上走，“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，“你确定不等一等？再过两周，可能更好。“
“不等了。照计划卖。“
第三批，10月中旬，一万五千股，均价34.2元。
第四批，10月底，两万股，均价35.6元。这一批出的时候，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：“今天盘面很活跃，买单排了好几排。你的两万股分五笔出的，没砸动价格。“
第五批，11月初，一万股，均价37.1元。
每一次卖出，他都在蓝皮本子上记一笔。数字一行一行往下排，像台阶。
每次打电话给吴经纪人，他都去学校传达室。传达室的大爷认识他了，看见他来就指指最里面那台电话：“打长途的，右边那台。“电话费五毛三分钟，超时另算。他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。指令简短，不废话：卖多少股，什么价位以上，什么时候出。吴经纪人问要不要看看盘再定，他说不用。看好就出，不看好就不出。看什么盘。
周文远偶尔会问：“今天又卖了？“
“卖了。“
“多少钱？“
“记着呢。“
他不报具体数字。不是不信任周文远，是习惯。钱的事，越少人知道具体数目越好。那个念头又自己冒上来——他见过太多因为露富而出事的人。九十年代的几百万，跟后来的几千万不是一个概念。那时候消息传得快，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，麻烦就跟着来了。
到11月中旬，手里还剩一万股。
这时候上证指数已经过了1450点。报纸上的声音越来越乐观。有人写文章说“牛市刚到半山腰“，有人预测春节前能到1600。吴经纪人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：“陶先生，最后这一万股，我建议你再拿一拿。现在每天都在涨，一天一个价。“
陶爱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吴叔，我问你一句话。“
“你说。“
“你觉得这个市场，会一直涨上去吗？“
吴经纪人没吭声。
“我是说，永远涨，不停。“
“那……不会。“
“那就行了。“陶爱民说，“最后一万股，这周出掉。“
11月20号，最后一批。一万股，均价36.8元。到账36.8万。
九万股全部清仓完毕。总卖出金额：
61.6万 + 48.75万 + 51.3万 + 71.2万 + 37.1万 + 36.8万 = 306.75万。
均价约34元。
陶爱民把最后一笔数字写进蓝皮本子，放下铅笔，合上本子。封面是深蓝色的布纹，边角已经磨毛了。
他没有卖在最高点。最后一万股出手的时候，股价还在涨。如果再等两周，也许能多卖三四万。也许。也许也会少卖七八万。
周文远那天晚上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等到最高？“
陶爱民坐在床沿上，鞋脱了一半，光脚踩在水泥地上。地面凉，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走。
“最高点是回头看才知道的。“他说，“站在当下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最高。“
“但你不是——“周文远咽了半句回去。他本来想说“你不是算得很准吗“，但想起陶爱民不爱听这种话。
“我不是神仙。“陶爱民把另一只鞋也脱了，“我是人。人就要有人该挣的钱。神仙的钱，我不挣。“
“那你怎么定什么时候卖？“
“靠纪律。“他说，“我给自己定了规矩——12月之前清仓。不管涨到多少，12月之前必须清完。到了日子就走，不留恋。“
“为什么是12月？“
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。他拉过被子，侧过身去。
有些事他没法解释。比如他为什么知道1993年2月之后会暴跌——不是知道，是那个念头自己冒出来的，像梦里看见的东西，醒来只剩一个轮廓。他看见一个数字：1558。然后是下跌。很长很长的下跌，跌到看不见底。
他能做的，就是在下跌之前走干净。不贪最后一分钱。
“睡吧。“他说。
宿舍熄了灯。走廊里有人在外放收音机，播音员在念新闻，模模糊糊的，听不清内容。隔壁宿舍有人在笑，笑得很大声。不知道在笑什么，大概是谁又在股市里赚了钱。所有人在这个时候都是高兴的——年底了，指数还在涨，账户里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大。没有人觉得这会结束。
所有人都很高兴。
他把蓝皮本子压在枕头底下，跟那张泛黄的纸条放在一起。闭上眼之前，他在心里把数字又过了一遍。
卖股票：306.75万
卖中签证：120.8万
未中签认购证：还在手里，1208张
剩下的，还有两件事要做。
一件是把手里的认购证清掉。另一件，他还没想好怎么跟周文远说。
明天再说。先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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