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：三句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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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。二年级开学了。
夏天过了，水退了。华东水灾的后续还在报，但从“灾情“变成了“重建“。报纸上开始出现“灾后重建““恢复生产“的字眼。
陶爱民的国债还在手里。六月底买的，买入价一百零四左右。到十月份，柜台报价涨到了一百零八以上。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。
但他没卖。水灾后的新债还没正式发行，趋势没走完。等到新债出来，利率确认上调，旧债的价格还会再跳一跳。十二月前后是高点。他打算十二月卖。
不急。
十月中旬。经济学原理课。
教室在三教二楼，能坐五十个人的阶梯教室，坐了四十多个。左边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操场，有几棵梧桐树开始落叶了。
程教授站在讲台上，灰布中山装，头发花白，背有点驼。他今年六十三，明年退。在这个讲台上站了快三十年，带出来的学生有的进了部委，有的去了高校，有的下了海。他一概不提。每学期第一堂课，他只说一句话：“我叫程守正，教经济学。规矩就一条——不许迟到。“
他讲课不看教案。带了一本翻烂了的《资本论》，搁在讲台上，从来不翻。偶尔有人问他某个观点的出处，他伸手一指：“第一卷，第一百七十三页。“翻开来一看，对的。
今天他讲到了一个新词。
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“
他在这几个字上停了一下，扫了全班一眼。教室里有人开始记笔记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。
“这个词，现在学术界在讨论。上面还没正式提——但迟早会提。“程教授说话慢，每个字咬得清楚，像是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吐出来，“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。“
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“社会主义“四个字体现在哪里？
粉笔灰簌簌落下来，落在他的袖口上。他放下粉笔，拍了拍手。
“谁来说说？“
教室里安静了。
四十多个学生，低头的低头，翻书的翻书。前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小声嘀咕，翻了半天书没翻到能用的段落。后排几个男生假装在思考，其实在本子上画小人。有人使劲翻书，哗哗响，好像翻得越快越显得用功。
周文远坐在陶爱民右边，第三排靠走道。他在本子上写了一串公式——边际效用、帕累托最优、洛伦兹曲线——写了半页纸，笔没停过。但没举手。他写的公式不是给老师看的，是自己推导着玩，推到一半卡住了，在洛伦兹曲线的拐点上反复算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程教授等了一分钟。没人举手。
“不敢说？还是不会说？“程教授语气平淡，“都想好了再说，也没错。做学问的，宁可不说，不要瞎说。但今天这个问题，我建议你们想一想。这个问题，以后你们工作了也会遇到。到了那时候，没人替你们想。“
他转身准备往下讲，拿起粉笔。就在这个间隙里，有人站起来了。
椅子腿蹭地面，响了一声。不算大，但教室安静，听得清楚。
陶爱民站着。两只手垂在身侧。他没翻书，没看本子，目光平平地看着黑板的方向，不看程教授，也不看同学。
程教授转过身来，看着他。“你叫什么？“
“陶爱民。经济系一年级。“
“哦。“程教授记得这个名字。上学期期末考试卷上，那个答得最干净的学生。论述题不啰嗦，计算题不跳步，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多写了一行备注——“此结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立，现实中需考虑制度约束。“一个一年级学生，在考卷上自己加了约束条件。当时程教授在那行备注旁边画了个圈。
“你说说。“
陶爱民没有翻书，也没有看本子。
“我觉得，'社会主义'四个字体现在三句话上。“
他停了一下。不长，大概两秒。
“第一句：初次分配，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。“
教室里有人抬起头。前排一个女生翻书的手停了。
“第二句：再分配，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。“
程教授的手放在讲台边上，没动。他的手指微微收了一下，又松开了。
“第三句：有些东西，不能全交给市场。教育、医疗、水、路。这些东西要是也拿去赚钱，这个社会就不叫社会主义了。“
说完，他不急不慢地坐下来。
教室里安静了。
不是那种窃窃私语的安静，是真的没人说话。安静了大概半分钟。有人翻了一页书，声音响得刺耳。后排一个男生碰了碰旁边人的胳膊，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又闭上了。
周文远停下了手里的笔，扭头看了一眼陶爱民。他的表情不是惊讶，是在确认。他跟陶爱民同桌一个多月，知道这个人肚子里有东西，但不知道是什么。今天知道了。
程教授站在讲台上，看着陶爱民的方向。他的目光不是审视，是在辨认——好像在确认刚才那几句话，到底是不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说出来的。
“这三句话，“程教授开口了，声音比刚才低了半个调，“你是从哪里看到的？“
“没看到。自己想的。“
程教授沉默了两秒。教室里更安静了。能听见窗外梧桐树叶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一片一片的。
“嗯。“他点了点头，“好。“
他没有展开评论。没有说“对“还是“不对“。转过身，拿起粉笔继续写——在“初次分配“后面画了一个箭头，指向“效率“。“再分配“后面画了一个箭头，指向“公平“。“不能交给市场“后面他没有画箭头，画了一个圆圈，圆圈里写了一个字：“底“。
然后放下粉笔。
“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下课。“
学生开始收拾东西。教室里嗡嗡响起来。有人小声议论，有人站起来伸懒腰。几个学生围到陶爱民桌前，想问什么，但看他收拾东西的动作不快不慢，不太好插话，站了两秒就散了。
“陶爱民。“程教授在讲台上叫他。声音不大，但教室不大，听得清楚。“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“
“好。“
陶爱民把书装进书包，站起来。
周文远凑过来，压低声音。“你那三句话哪来的？我推了半天洛伦兹曲线都没推到那个结论。“
“以后跟你说。“
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“周文远盯着他，“平时课上你不吱声，今天站起来就放了三炮。“
“想好了就说。不想好了就不说。今天想好了。“
周文远看了他一眼，没追问。他了解陶爱民的脾气——不说的事不问，问了也不会说。但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数据敏感的人，对逻辑也敏感。他听得出那三句话不是即兴说的，是早就想好了的，憋在肚子里，就等一个场合说出来。
两人出了教室，在走廊分头。周文远去食堂，陶爱民往三楼走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后面有人叫了一声：“陶爱民。“
他回头。是同班的赵卫东，胖子，家里是临江市政府的。赵卫东跑过来，喘着气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刚才那三句话，胆子真大。市场经济这词上面还没定调呢，你就敢在课堂上说。“
“程老师让说的。“
“程老师是让你讨论，没让你下结论。“赵卫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。我是提醒你——这种话，说了就有人记着。好的记着，坏的也记着。“
陶爱民看着他。赵卫东这人平时吊儿郎当，但关键时刻总能说出点有分量的话。家里是政府大院出来的，耳濡目染，嗅觉比一般人灵。
“谢了。“陶爱民说，“我心里有数。“
赵卫东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走了两步又回头：“晚上食堂见。“
“嗯。“
陶爱民往三楼走。走廊上人不多。下午四点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，把地上的水磨石照得发白。他一步一步往上走，书包在背上轻轻晃。
办公室在三教三楼走廊尽头，门牌上写着“经济学教研室“。门虚掩着，程教授已经到了，在桌上摆茶杯。透过门缝能看到里面——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个塞满书的书架。
陶爱民走到门口，敲了两下门框。
程教授抬了一下头。“进来。“
他进去了。
门在身后关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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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天过了，水退了。华东水灾的后续还在报，但从“灾情“变成了“重建“。报纸上开始出现“灾后重建““恢复生产“的字眼。
陶爱民的国债还在手里。六月底买的，买入价一百零四左右。到十月份，柜台报价涨到了一百零八以上。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。
但他没卖。水灾后的新债还没正式发行，趋势没走完。等到新债出来，利率确认上调，旧债的价格还会再跳一跳。十二月前后是高点。他打算十二月卖。
不急。
十月中旬。经济学原理课。
教室在三教二楼，能坐五十个人的阶梯教室，坐了四十多个。左边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操场，有几棵梧桐树开始落叶了。
程教授站在讲台上，灰布中山装，头发花白，背有点驼。他今年六十三，明年退。在这个讲台上站了快三十年，带出来的学生有的进了部委，有的去了高校，有的下了海。他一概不提。每学期第一堂课，他只说一句话：“我叫程守正，教经济学。规矩就一条——不许迟到。“
他讲课不看教案。带了一本翻烂了的《资本论》，搁在讲台上，从来不翻。偶尔有人问他某个观点的出处，他伸手一指：“第一卷，第一百七十三页。“翻开来一看，对的。
今天他讲到了一个新词。
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“
他在这几个字上停了一下，扫了全班一眼。教室里有人开始记笔记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。
“这个词，现在学术界在讨论。上面还没正式提——但迟早会提。“程教授说话慢，每个字咬得清楚，像是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吐出来，“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。“
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“社会主义“四个字体现在哪里？
粉笔灰簌簌落下来，落在他的袖口上。他放下粉笔，拍了拍手。
“谁来说说？“
教室里安静了。
四十多个学生，低头的低头，翻书的翻书。前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小声嘀咕，翻了半天书没翻到能用的段落。后排几个男生假装在思考，其实在本子上画小人。有人使劲翻书，哗哗响，好像翻得越快越显得用功。
周文远坐在陶爱民右边，第三排靠走道。他在本子上写了一串公式——边际效用、帕累托最优、洛伦兹曲线——写了半页纸，笔没停过。但没举手。他写的公式不是给老师看的，是自己推导着玩，推到一半卡住了，在洛伦兹曲线的拐点上反复算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程教授等了一分钟。没人举手。
“不敢说？还是不会说？“程教授语气平淡，“都想好了再说，也没错。做学问的，宁可不说，不要瞎说。但今天这个问题，我建议你们想一想。这个问题，以后你们工作了也会遇到。到了那时候，没人替你们想。“
他转身准备往下讲，拿起粉笔。就在这个间隙里，有人站起来了。
椅子腿蹭地面，响了一声。不算大，但教室安静，听得清楚。
陶爱民站着。两只手垂在身侧。他没翻书，没看本子，目光平平地看着黑板的方向，不看程教授，也不看同学。
程教授转过身来，看着他。“你叫什么？“
“陶爱民。经济系一年级。“
“哦。“程教授记得这个名字。上学期期末考试卷上，那个答得最干净的学生。论述题不啰嗦，计算题不跳步，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多写了一行备注——“此结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立，现实中需考虑制度约束。“一个一年级学生，在考卷上自己加了约束条件。当时程教授在那行备注旁边画了个圈。
“你说说。“
陶爱民没有翻书，也没有看本子。
“我觉得，'社会主义'四个字体现在三句话上。“
他停了一下。不长，大概两秒。
“第一句：初次分配，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。“
教室里有人抬起头。前排一个女生翻书的手停了。
“第二句：再分配，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。“
程教授的手放在讲台边上，没动。他的手指微微收了一下，又松开了。
“第三句：有些东西，不能全交给市场。教育、医疗、水、路。这些东西要是也拿去赚钱，这个社会就不叫社会主义了。“
说完，他不急不慢地坐下来。
教室里安静了。
不是那种窃窃私语的安静，是真的没人说话。安静了大概半分钟。有人翻了一页书，声音响得刺耳。后排一个男生碰了碰旁边人的胳膊，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又闭上了。
周文远停下了手里的笔，扭头看了一眼陶爱民。他的表情不是惊讶，是在确认。他跟陶爱民同桌一个多月，知道这个人肚子里有东西，但不知道是什么。今天知道了。
程教授站在讲台上，看着陶爱民的方向。他的目光不是审视，是在辨认——好像在确认刚才那几句话，到底是不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说出来的。
“这三句话，“程教授开口了，声音比刚才低了半个调，“你是从哪里看到的？“
“没看到。自己想的。“
程教授沉默了两秒。教室里更安静了。能听见窗外梧桐树叶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一片一片的。
“嗯。“他点了点头，“好。“
他没有展开评论。没有说“对“还是“不对“。转过身，拿起粉笔继续写——在“初次分配“后面画了一个箭头，指向“效率“。“再分配“后面画了一个箭头，指向“公平“。“不能交给市场“后面他没有画箭头，画了一个圆圈，圆圈里写了一个字：“底“。
然后放下粉笔。
“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下课。“
学生开始收拾东西。教室里嗡嗡响起来。有人小声议论，有人站起来伸懒腰。几个学生围到陶爱民桌前，想问什么，但看他收拾东西的动作不快不慢，不太好插话，站了两秒就散了。
“陶爱民。“程教授在讲台上叫他。声音不大，但教室不大，听得清楚。“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“
“好。“
陶爱民把书装进书包，站起来。
周文远凑过来，压低声音。“你那三句话哪来的？我推了半天洛伦兹曲线都没推到那个结论。“
“以后跟你说。“
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“周文远盯着他，“平时课上你不吱声，今天站起来就放了三炮。“
“想好了就说。不想好了就不说。今天想好了。“
周文远看了他一眼，没追问。他了解陶爱民的脾气——不说的事不问，问了也不会说。但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数据敏感的人，对逻辑也敏感。他听得出那三句话不是即兴说的，是早就想好了的，憋在肚子里，就等一个场合说出来。
两人出了教室，在走廊分头。周文远去食堂，陶爱民往三楼走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后面有人叫了一声：“陶爱民。“
他回头。是同班的赵卫东，胖子，家里是临江市政府的。赵卫东跑过来，喘着气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刚才那三句话，胆子真大。市场经济这词上面还没定调呢，你就敢在课堂上说。“
“程老师让说的。“
“程老师是让你讨论，没让你下结论。“赵卫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。我是提醒你——这种话，说了就有人记着。好的记着，坏的也记着。“
陶爱民看着他。赵卫东这人平时吊儿郎当，但关键时刻总能说出点有分量的话。家里是政府大院出来的，耳濡目染，嗅觉比一般人灵。
“谢了。“陶爱民说，“我心里有数。“
赵卫东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走了两步又回头：“晚上食堂见。“
“嗯。“
陶爱民往三楼走。走廊上人不多。下午四点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，把地上的水磨石照得发白。他一步一步往上走，书包在背上轻轻晃。
办公室在三教三楼走廊尽头，门牌上写着“经济学教研室“。门虚掩着，程教授已经到了，在桌上摆茶杯。透过门缝能看到里面——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个塞满书的书架。
陶爱民走到门口，敲了两下门框。
程教授抬了一下头。“进来。“
他进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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